一.马宝国与西方中心主义幻象
从意识形态来说，马宝国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臆想出一个“我们”来寻找“敌人”，再臆想出一个“敌人”来凝聚“我们”），这是一种非常荒谬，混乱和愚昧的思维构式，它总是包含着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
首先，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厌其烦地编织着敌人的聪明与强大，以威胁性的外部目光来保持该虚构意识形态内部信仰者（即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然在这里，一个强大的敌人形象，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者们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恰恰正是该形象构成了组建帝国主义自身叙事的最重要的质素，及其内部得以对他人生活构成统治性极权装置的治理合法性的外部保证。
其次，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又不厌其烦地编织着敌人的愚昧和弱小，以此维持我们对于当下（或尚未降临到当下的）的本质上异于敌人的威权式的组织形式（或者某种对种族血统的幻想）的崇尚感与自信心。
由此构成帝国主义世界观中根本性断裂，一种无法自洽的自相矛盾总是存在于作为对象性的敌人形象之间。如民族主义叙事中被美国警察枪杀的黑人（强调白人的残暴），而当外国左翼反种族歧视时，民族主义者又称黑人在美国已成入侵人种和特权阶级（强调白人的弱智），再如反犹主义／*祸论观念中犹太人／*种人是“聪明的劣等种族”等等。这其中，最难以理解的当属国内某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的认知的世界里，黑人是基因低劣的劣等种族（天生好吃懒做），但同时，他们的基因又无比强大（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和黑人男性生下来的一定是黑人。当然这里除了帝国主义之外还暗藏着父权制的无意识构序，一个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结合并不会被指责为“基因污染”，“数典忘祖”和“easyboy”，反而被视作一种为国争光的荣耀，可见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一样反智，纯粹无意识癔症褶曲，没有什么基本的逻辑性可言）。
以上例证，揭示了帝国主义者无意识构境中“敌人”的目光对“我们”的存在的结构性功能，“我们”正是一个已然把异化和他性内置于自身精神秩序深处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处我们是我平时常用的，仅代表我一个人，是我多维想象界里一种综合性的看法）也就不难理解——
某个电影中的“中国队长”可以一己之力对着几百武装分子拳打脚踢，但他的强大实力却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一个作为他者的美国美女记者（这里又暗藏着父权制的潜在表达）的凝视才能得以彰显；
在伏拉夫粉丝那里，中国的“强大”和“厉害”也不是自明的，而是必须由着一个无比神经质的白人男性瞪着铜铃大的眼睛高呼万岁才能得以存在；
马保国个人的符号世界里他自己武术实力子弹不能伤天下无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可即便是这样一个深陷在自我强权符号秩序幻境中无法自拔的狂人，他对自己的实力的自信也不是自有的，而是仍然驯服于帝国主义维系的无意识领域中的他性法则，需要无数欧洲弟子的求学和欧洲搏击竞技中的佼佼者皮特鳄梨玩笑式的败北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自组织，它里面没有什么作为宏大叙事集体癔症的“我们”和“敌人”，有的只是无数个体之间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主体间性状况，更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斗争性流动不断逃逸出“我们”和“敌人”这一对被杜撰出来的互相建构的空洞的能指指向，而帝国主义则需要通过渲染“敌人”对“我们”的高威胁性（马保国口中具有侵略性质的“外国”），依照这种他者的结构性目光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构成一种紧急情况与例外状态（“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以此重新垄断日常生活领域和主体个人思想的方方面面（所有人都应该跟我一起学练混元功法），帝国主义一边将自身作为一小撮精神病人颠倒错乱的无意识上升为全体人民的意志，同时又将具有反压迫的精神气质的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少数民族乃至逃离意识形态体系的“无意识形态者”等一切异质化个体打为牲人，排斥出“全体人民”这一共同体幻象，所谓马保国的公众形象正是传统地主阶级封建旧伦理和今日帝国主义癔症用以显现自身的一具僵尸，一头扎入了现代性的公共领域所激起了一片涟漪。
二.马宝国与权力的癫狂臆想
上文提到，马保国通过前现代帝国主义式思路观看现代社会，想象在他所处的场域总是有一种敌人的目光来调控他对于世界的看法。然而，现代社会却以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重述了马保国，有关他的视频与言语的界定／生产／散播，在微观权力的层面上构成了对马保国的去中心化暴*，也正是在此类对精神病患者的隔离和嘲弄之中，现代主体才得以获得对自身“正常人式”存在的确认，及其所处位置的确定性与一致性的安全感受。
显而易见的，现代人不难寻找出马保国和其他太极大师的区别——马保国有着动作僵硬，四肢乱舞，肢体极不协调的马家刀法和闪电五连鞭，凭借这些，他自信自己是一位可随手杀人，身法躲子弹的武学大师；与此相对，另一位太极大师闫芳弱不禁风的小手轻轻一挥，其弟子们便人仰马翻，被带有内劲的掌风扇出好几米开外。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不在于马保国属传统武学而闫芳却已然进入神话武学之境，而是闫芳压根就不会接受外人的挑战（即使偶有接受，挑战者也仍然处于她可控的范畴），这维持着她的神话可以在其一部分前现代受众那里永远地延续下去，但马保国却屡败屡战（他会真的和人打架），这让他自己很快沦为了一个笑话。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闫芳其实是一个正常人（因此她的武学即使比马保国更夸张，也没有引起如马保国这般的轰动效应），她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和太极拳的功能性都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把握，闫芳非常清醒地知晓，那个所谓“太极大师”的头衔，不过是一具被编造出来外在于己身的异化的前现代盔甲，她没有颠倒到将这一异己的符号性幻觉把握为我，而是纯粹将其视作外在表演和用以攫取权力的策略性手段。闫芳不过是一个骗子，但马保国却是一个疯子。他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那些抽搐般的动作之间暗藏着诸多高深莫测的武学道理，这让他无论是在公开竞技场合（擂台三拳撂倒事件）还是私下突发性遭遇战（两个年轻人事件）之中，都能以一个开放性地心态极为自信地迎接一切挑战。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终日编造着自己武学神话的骗子闫芳，偶尔也会产生出一些自己可以真正飞檐走壁，掌风裂石的武学幻想，但这些臆想却总是受到闫芳理性严密地封锁和管束，不断被压抑和堵塞到她不可见的深层无意识维度之中。作为正常人的闫芳绝无可能将这些意淫视作真实。她思考的永远只有如何让那些收钱一起表演的弟子不至于走漏风声，如何在真正的外人发起挑战时云淡风轻又不失逼格地拒绝，以及我要以一个怎样的位置和态度来和不同等级的官员和富商互动。
实际上，相比于在无穷幻想里彻底放飞自我的马宝国，闫芳的肉体正是一具被理性的象征网络所禁闭和审查的肉体，闫芳的精神正是一个被超我的权力法则所审视与重建的精神。闫芳是“太极大师”，但“太极大师”却不是闫芳，而是她以功利性和计算性对符号交换进行操持的外在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闫芳揭示了正常人应有的精神断层和隐秘内核，在能指和所指的运动里，完整的主体被裂解为意识（理性）和无意识（欲望）两个维度——无意识作为深层的，隐秘性质的自我，不断生成着我们对于豪车别墅，俊男美女的幻想，而理性意识则总是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幻想的虚假性，消弥掉它们的真实性。
虽然看似有所冲突，但理性实则为欲望最大的同谋，正是欲望裁断和界定了理性的运作轨迹与方向，其实理性只想通过计算性，以更有序／合理的策略方式真正地在现实中接近这些欲望所意淫的对象罢了。
马保国却不是正常人，因为马保国没有理性，没有意识，因此他的意淫没有理性来封堵，欲望没有意识来管束。马保国（至少在火出圈之前）将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