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学的人文属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医学的价值，既有客观标准，又有主观标准。客观上说，现代医学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对生产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都在享受现代医学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否则我们的生活绝对没有现在这么舒坦，大家会承受更多的病痛。如果回到只有汞剂、只有放血疗法的时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过去的一年里会有多少痛苦。所以，我们都应该感恩于现代医学的巨大发展。但事实上，人们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却不完全与此平行。20世纪以前的医生，作为家庭朋友的成分不比医学专业人员的成分少，那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相互之间亲密的信任关系。当时一个医生去家里看病，往往先向老祖母问好，跟家庭成员打招呼，摸摸小孩的头，拉拉近乎，然后再去给病人切脉诊病，完了以后才决定开出“病人所喜欢的药物”。医生知道，他们的处方大多是没有效果的，他们多数时间只是坐下来聆听病人的病痛，除了给予病人那些通过咨询获得的心理支持以外，别无办法。而另外一面，病人并不期待家庭医生能创造奇迹，他们惯见生死之事，“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呢？病人们也没有不满意的。现在，尽管医学的发展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好处，但是人心不足。正如《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RoyPorter)所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此外，在不同的情况下，医学的价值判断和主观偏好会有所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生活条件越好的人群，对医学的需求与期待越高，对医学的满意度反而越低。不同年龄阶段对健康的理解和对医学的依赖程度不同，对医学的价值体会也不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不同，对医学的价值也会产生不同的标准。对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得比较深入、对生死想得比较开的人，也就是有更多人文情怀的人，对现代医学不至于产生不符合实际的过高要求，也因而会活得潇洒一点。第二，医生既要治病，又要治心。心理因素在人的健康当中太重要了。恐惧容易产生癌症，癌症也会引起恐惧。很多癌症病人，不发现则已，一发现很快就被吓死了。统计显示，50%的癌症病人有抑郁性心理障碍。更不要说功能性的疾病，如癔症等，纯粹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有几位亲戚、朋友，婚后多年没有孩子，年龄越来越大，非常着急。我介绍他们到北医三院乔杰院士那里就诊，检查后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乔杰院士又做了一些安慰工作，结果不久都怀孕生了孩子。从前我在农村基层当医生时条件很差，但效果不错，很多病人是我安慰好的。我从不会看病到会看病，后来越来越受大家欢迎，技术提高是一个因素，与我越来越注重安慰病人，知道如何去安慰病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再看得深一些，疾病的根本危害在于伤痛，而伤痛都是主观的感觉，心灵是我们的归宿，所以病人最需要的永远是关爱和照顾。特鲁多(E.L.Trudean)说得好，医生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还有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如果你不注意沟通、不会沟通，那么你知道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医生对技术的盲目乐观、对设备的过分依赖拉远了与病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现在有的医生看病头都不抬，问病人一句哪里不舒服，就开出一大堆化验单，或者X线、CT检查单，让查完再来看，病人能满意吗？大家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近年还提出发展“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要求医生看病不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