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米歇尔·福柯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他对现代社会和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使他事实上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者。“当代各种思想流派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避开他的思想光芒的照射。”
福柯的知识考古社会学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他本人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引用率最高的几个社会理论家之一。有人将他的《性史》称为“社会建构主义学说最重要的著作”。除了对于现代科学和真理的批判，福柯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特别是其中有关精神治疗考古学的研究立场、方法和结论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所借鉴和吸收。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不同于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后者主要是对历史遗迹、遗物的科学研究，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要挖掘和探究各种知识和话语形式（知识型）的历史的建构过程。他将现代人眼里的各种“现实”（即“知识”）放到历史的过程中考察，捕捉它嬗变的踪影。
但知识考古学又不同于知识史，后者将知识作为少数科学家认识活动过程的产物，主要研究它的基础、传播和社会功能等，意在揭示人类知识发展的“延续性”。
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强调不同历史时期极其不同的、甚至是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思想模式所造成的知识基本结构或“知识型”的断裂性、变异性或非连续性。福柯恰恰是从不同知识结构的断裂中，揭示了知识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思想模式之间的紧密联系。
格根盛赞福柯为20世纪“最具催化作用的社会理论家”。“福柯对格根的社会建构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福柯对精神治疗学的知识考古研究，很多内容都被格根直接吸纳，成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组成部分。
在《精神病与人格》、《疯癫与文明》、《临床医生的诞生》等著作中，福柯将精神治疗学作为近代知识体系的代表，考察了不同时期欧洲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医生的话语实践。揭示了精神治疗学如何通过其学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性质，对正常与病态、理性与反理性、合法与不合法加以区分，从而说明了以精神治疗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知识。
一方面以真理的身份，打着客观知识的旗号，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又作为权力干预和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起着规范化和法制正当化的功能。福柯最终说明的是，任何“疯狂”或“异常”都不是“现实的”自然现象，而是现代文化的产物。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对“心理失调”的研究直接引用了福柯对精神治疗学中对“疯癫”的研究模式，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十分相似。格根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情绪低落、沮丧、道德缺陷、厌世和手淫、厌食、成瘾都被视作“心理失调”。随着心理治疗和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失调”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后心理治疗手册中已经区分了40种心理失调。从那时起到现在，权威性的心理失调诊断和统计手册再版了多次。心理失调的类型也不断上升到超过个（包括如长期慢性的沮丧，忧郁、双极性情绪、*博等等。）根据心理治疗学近期的统计，超过10%的人正在经受心理失调的痛苦。
令人惊讶的是，心理疾病并没有因为心理治疗专业的发展而逐渐减少，相反，心理失调类型的不断增长与心理治疗专业的发展速度高度吻合。精神健康的消费额也同比增长。
通过对“心理失调”的知识考古，格根指出，“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疾病链’：（1)心理健康专家宣布心理失调存在的客观、真实性；（2)这种真实性通过教育、公共*策和媒体向社会扩散：（3)我们开始使用这些术语来认识和理解自己－“我有些沮丧”；（4)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5)于是对心理健康职业的需求增加；（6)这一专业队伍越扩大，心理失常的语词就更多。实际上这个圈子一直在不断地、持续地扩展。”
以至于饮食、工作、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与心理失调如肥胖、厌食、工作狂、酗酒、吸*、暴食、忧郁、紧张、焦虑等联系起来。格根因此指出，“心理失调”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是被精神治疗学话语“建构”或“制造”出来的，“文化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得住心理治疗专业的征服，除非我们集体拒绝。”
第二，福柯的话语理论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福柯提出，人的感性经验为话语所建构，这一命题被转换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成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核心命题。
福柯的“话语”是在特定环境中，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说或写的主体），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形式、手段和策略而向特定的对象说或写出的“言语”或“言谈”。
话语总是包含着一个产生和扩散的过程，包含着相关的认识过程，包含着相关的社会关系，也包含着特定的思想形式，特别是包含着环绕着它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及其相互争斗和勾结33.福柯做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揭露现代性话语对异常、边缘、非理性等的压迫及其所使用的各种策略、计谋和手段。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通过对两个病例的分析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人的感性经验是话语建构的。”
波姆医生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癔病患者按照医嘱每天在浴盆泡10-12小时，经过10个月的治疗，波姆医生看到：患者神经系统当中干燥的膜性组织开始脱落，随小便排除，逐渐的肠道、食道、血管和舌头等部位也发生了内膜脱落，甚至患者咳嗽时都能排除碎片。
另一名医生贝勒记述了另一个病例：医生贝勒在解剖脑部病灶时真切看到了病灶形成的“假膜”。这两个病历记录的同样都是医生的观察经验，但是，现代人看到这两个病例时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认为后者是真的，前者是编造的。为什么波姆医生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的，我们却认为它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相信贝勒的记录是真的？
福柯分析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话语对感性经验的制约作用。波姆是在古典医学的话语中展开自己的临床观察的，当时的医学将疾病视为可与人体分离的实体，导致波姆将疾病看成是与身体一样的实体－内膜。
贝勒是在现代医学话语中来展开自己的临床观察，而我们是用与贝勒一样的现代解剖学话语来鉴别这两种观察的真伪，因此能够接受贝勒的描述。福柯认为，前后两种医学范式中“不仅疾病的名称、系统分类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的对象领域，医生目光扫视的表面和深层，这种目光的整个定向系统也都发生了变化。”
“福柯以此证明：人的感性经验的变化受制于话语，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构造着人的感性经验。这一命题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核心命题“心理是话语的建构”起着脚手架般的支撑作用。
福柯的“话语”很像库思的“范式”，但福柯的“话语”不仅仅影响科学或知识，而且影响人的一切行为和实践，是对人的日常生活起支配作用的东西。
福柯也不是像解释学那样，将“话语”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用它去解释或理解生活中的意义，而是着力于揭露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中潜藏着各种划分、关系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控制，如教师－学生、医生－病人、聪明的人－愚蠢的人、上级－下级等。
决定某一话语的最重要因素在于“谁在说话？”、“对谁说话？”，接受一种话语，意味着对其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秩序的臣服。福柯的目的正在于对既存的关系和秩序的颠覆。
话语理论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话语分析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对于“性别”、“自我”、“儿童”、“心理异常”、“爱”、“失范”等心理现象的话语建构过程的研究，构成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对于“对话”精神的倡导中，也可看到福柯为“异常”、“疯癫”、“边缘”、“非理性”争夺话语权的影子。